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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国际交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王栋 高丹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教育国际交流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巨大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教育国际发展的动因、要素发生多元化的转变，教育国际发展受各国外交政策影响加剧，不平衡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而“再全球化”为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理念基础。未来，我国要积极推动教育国际合作。一方面，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化中外人文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效路径；另一方面要为建设教育强国而努力，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关键词]党的二十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国际交流；人文交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教兴国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而教育国际交流则是科教兴国战略重点内容之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是我们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思考，更是我们为全人类共同的命运探寻更好路径的非凡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之时，我们要积极推动教育国际交流，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与合作，构建人文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体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民心相通相融，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教育国际化的形成与在新时代的发展
（一）教育国际化的形成与内涵。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欧部分国家市民阶层的兴起推动了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学者与求学者开始跨国流动。20世纪中期，交通运输及通信科技的进步推动了教育国际化的发展。随后，学者以及国际教育机构对教育国际化的内容体系、内涵目的进行了积极探索。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oreign Student Affairs，NAFSA）提出了教育国际化的宗旨，同时触及了整个高等教育的内部体系，包括领导机构、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等所有学术研究和服务支持部门。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只是一种存在于书面上的可能性，而应当从思想上、制度上和行动上成为当务之急。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IAU）则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过程，也是提高质量和相关性深思熟虑的必然选择。
对于教育国际化的理解，日本学者喜多村和之（Tetsuhisa Kitamura）提出教育国际化的三条标准，即“异国文化的可接受性，不同国家、种族、文化背景下信息的可交流性及组织的开放性”。教育国际化是促进学生流动、教职工发展和课程改革的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全球性战略。教育国际化的目的不仅仅是将国际、跨文化或全球层面的意识纳入高等教育的目的、功能和培养方式的过程，还有教以国际化的视野和行为融合高等教育机构的各项职能。
相比于美欧等发达国家，我国教育国际化起步较晚。随着我国将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层级，并将教育强国列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学界对于教育国际化也逐步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且清晰的认识。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秉林指出，探索教育国际化新路径，与转变教育教学方式、优化教育治理模式，是实现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目标的首要任务。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部副主任高晓杰认为，推进教育国际化要将此项任务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相结合，我国“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研究，对于推进加快高校“双一流”建设，探索“双一流”背景下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二）新时代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的发展。
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形式，包括以国际组织鼓励的政府间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区域性组织伙伴国之间的教育合作，以及各国地方性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为主体的教育合作。例如，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通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承诺，致力于降低教育服务领域中的贸易壁垒。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教育合作协定》。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教育加强合作、共同行动。
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一方面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在不同培养层次和学位课程开展合作，例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为中国及国际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授课模式与融通中外的课程内容。另一方面，我国积极推动中国教育走出去。2012年至2021年的10年间，我国不断深化教育合作，教育国际合作开放总体布局不断优化，我国教育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大。
二、新时代教育国际化的特征与挑战
（一）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近年来，国际形势严峻复杂，巨大风险挑战接踵而至。以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重重、弊端凸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一方面，发达国家底层技术工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抢夺了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部分发展中国家民众一直未能真正融入全球化，没有从全球化中获得经济利益。西方一些国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点燃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火种。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强调“美国优先”，推动“逆全球化”，贸易霸凌主义大行其道，零和思维不断蔓延。西方长期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法应对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
同时，也是以美国为首的个别西方国家，直接将本国发展所遇问题或困境归咎于中国。特朗普采取对华全面脱钩战略，对教育国际交流造成了严重伤害。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则不断拉拢盟友，强调大国竞争的意识形态根源，发布一系列文件，大力扶持美国本土重点产业，并对华进行以“科技+”为核心的精准脱钩战略，试图在与中国的“长期”“严峻”“全面”的“战略竞争”中赢得胜利。
（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的现代化，将现代化的普遍特征与中国特色相结合，既符合国际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又尊重中国的客观事实与发展基础，是逻辑合理、定位准确、目标清晰的国家发展战略。长期以来，西方垄断了对于“现代化”的定义权和阐释权。“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已在逐渐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也是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探索现代化、推进现代化建设方面进行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并在这些实践中产生丰富的数据、案例和智慧。下一步，我们需要把这些数据、案例、智慧从理论上进行归纳、总结、抽象和升华，从而形成我们自主的理论创新，推动构建以自主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本质要求之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意味着在我国综合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我国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进一步提升，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能够通过历史自信、现实自信主动探索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是令人信服的，中国不仅要致力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要与新兴国家一道引领“再全球化”。“再全球化”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再全球化”将创造更加开放、公平、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国际发展环境，构建互相尊重、海纳百川的新型国际关系，扩大各国彼此之间的利益汇合点。
（三）教育国际化新时代的特征与挑战。
1.教育国际化受国家外交政策影响变大。以美国为例，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采取极其严格的移民政策，对国际学生产生很大影响。对我国而言，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全面脱钩政策，尤其在经贸、科技、人文交流等领域都推出了多项脱钩措施。在人文交流方面，特朗普政府用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抹黑、打压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将“教育脱钩”作为对华“战略竞争”的内容，在高校层面、学生层面都进行了各种限制，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政府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20年7月，中美教育合作时间最长的中美富布赖特项目也被宣布中止。
相比于全面脱钩，拜登政府实施以“科技+”为核心的精准脱钩，在教育交流方面采用两手策略。一方面，对国际学生的态度较为开放与温和，2021年7月，拜登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将采取措施推动国际学生赴美学习，鼓励全球学者来美国参与学术交流。另一方面，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中美教育交流的一些限制。同时，加大了阻碍中美科技交流的力度。
2.教育国际化的动因及要素多元化发展。教育国际化发展初期，美国、苏联等国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作为输出意识形态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战略工具。教育国际化主要由国家主导，国家决策、引导、参与并控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各个环节。以美国为例，冷战期间，美国为了维护自身霸主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加大了联邦政府对教育国际化的主导。通过教育国际化培养和吸引的国际人才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关键优势之一。
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主旋律，各国普遍将本国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欧美等国家的教育国际化目的也不单单追求文化或意识形态的输出，还包括追求经济利益。随着经济多元化发展，教育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正进入商业化，教育被视为一种商业行为，市场驱动成为潮流，商业利益的诱惑使得高等教育不再保持纯粹的学术初衷。而近年来随着地缘政治紧张氛围加剧，通过教育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趋势又有回头现象，令教育本身育人的目标再次发生偏差，教育国际化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出现“数字化”的新特点和趋势。教育国际化也由以人为主体的流动，发展为以人与数字信息为主体的流动。教育国际化发展初期，“留学”为教育国际化的核心内容，因此师生流动为教育国际化的主要要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支撑教育信息化成为主流，以往师生流动的教育国际化，已经拓展到课程的国际化和跨国高等教育合作等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内容因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变得丰富多样。数字全球化同样有利于新的教育国际化模式的开发。新冠肺炎疫情将促使线上课程逐步成熟完善，即使全球各国完全战胜疫情，线上教学模式依然会存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将积极进行技术创新，以推动线上教育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地运营。同时，开发支撑发展远程教育的技术，减少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获取差距。
3.教育国际化发展的不公平与不平衡依旧存在。数字鸿沟使得教育质量差异愈加明显。当世界面临疫情的挑战时，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顶尖学者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指出，对全球高等教育而言，广泛而深刻的危机正在出现，其中一个后果是后疫情时代不平等的加剧。教育模式的改变在疫情之后更加明显。后疫情时代，各国纷纷关闭面对面授课的线下教育模式，而转向线上教育。线上教育对技术供给有一定要求，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服务、数据的获取与应用水平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其在教育国际化上的劣势或短板会更加突出。
发展中国家依然面临人才外流困境。教育国际化培养了全球人才，扩大了国际人才池，然而人才的分配并不均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国际化导致人才不断向发达国家流动，出国留学人员多因薪资待遇不佳、就业环境不良、科研支持不够等，不愿回归故土，而是选择更具吸引力的国家或地区，导致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严重。从短期看，人才流失剥夺了教育国际化为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作用；从长期来看，人才流失易使得发展中国家对教育国际化产生矛盾心理，不利于教育国际化的长远发展。
教育国际化中国际化与本土化仍然处于不平衡状态。对于本土化的冲击其实也是全球化所产生的“公害”之一。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国际化进程不断加速文化信息的相互交换和流动，但这种流动却存在不平衡性，而长期存在的不平衡交流和隐性文化扩张会形成国家的“软权力”。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话语权的国际性组织，使得这种软权力能够变得合法化，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制度及文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文化殖民主义倾向会冲击当地文化，也破坏了当地文化生态及其发展进程。
4.再全球化为教育国际化创造机遇。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基于国际知识发展的不平衡性，把世界大学划分为“具有影响力”与“依附性”两大类，分别扮演知识“创造者”与“消费者”角色，前者被称为“中心大学”，后者被称为“边缘大学”。从国际层面看，由于国家实力、语言优势等因素的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处于国际教育交流的中心区域，而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位置。教育国际化的方向也基本为从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单向流动。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新兴国家不断崛起，教育国际化虽仍以中心区域国家为主导，但开始向边缘区域国家发展和扩散，并且边缘区域国家在教育国际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教育国际化的变化趋势与全球化发展趋势方向一致。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力相对下降与政策收缩，全球化的动力点也发生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开始引领再全球化进程。在二战之后，全球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美国也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随后，欧盟市场逐渐成熟，中国等新兴国家日益兴盛，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下降。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内顾”与“结盟”，严重瓦解了人们对美国引领全球化的信心，让人们认识到，美国政府的角色在全球事务中并不是不可或缺，这催生了新的引领全球化发展的力量，也催生了全球化新的发展模式，即“再全球化”。
再全球化支持教育的良性竞争，提升教育国际化质量。在市场体制内，高校之间为产品竞争，即为科研而竞争，为国际学生而竞争，为学术声誉而竞争；在消费者端，学生则为最好的国际高校和国际教育而竞争。国际竞争成为市场推动下的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再全球化同时为完善大学治理开辟新契机。再全球化进程中的数字性、区域性、慢速性等特征为教育国际化战略的顶层设计与内部改革提供了方向，教育国际化的相关主题将通过持续规划的国际学生流动平台、建立跨国国际课程体系、规范多元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方式、打造全球人才库等方式，构建并完善教育国际化治理体系。
三、教育国际交流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教育国际交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就是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就是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丰富意义将推动教育国际交流实现更加开放、公平、普惠的发展。教育国际化的开放，意味着成体系、有效果的教育国际化所构成要素之间能够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育需要多项构成要素，从教育理念的指引，人、物与数据的流动，国际化课程的安排以及师资和管理队伍的配合等，只有开放的教育国际交流才能最优化要素配置，保障教育国际交流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教育国际化的公平，则是应用教育交流与合作推动教育资源的公平供给，推动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从而有助于弥补各国经济发展鸿沟。教育国际化的普惠则是在教育交流过程中，通过客观、正确的认知学习与事实接纳降低各国民众间的误解与隔阂，打破意识形态偏见造成的交流障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凝聚了中国同国际社会携手建设的不懈探索与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指引教育国际交流开放、公平、普惠发展，为深化教育国际合作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二）以深化教育国际交流促进文明互鉴。
教育国际化是一国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教育水平，增强一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的必由之路。“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世界的中国更要致力于公平与质量不断提升、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教育，并利用“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不断为世界创造新的机遇。应用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大国外交战略开辟新道路。教育可大，关乎整个民族的未来；教育也可小，成为突破或恢复国家交往与彼此信任的切入点。人有国籍，才跨国界。应以不断增长的人才交流，增进了解与互信，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应将“双一流”建设与教育国际化发展相结合，在高校、学科、人才等方面多管齐下，推动国际化建设。充分调动高校参与教育国际化的积极性，跟踪全球高等教育发展动态，扩大国际课程规模，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胸怀天下的人才。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需要互相尊重、彼此学习。文明互鉴正是文化自信与文化包容的体现。积极推动教育国际交流，为我国对外关系与发展开辟道路，促进文明互鉴，包容共赢。
（三）以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人文交流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形成了关于人文交流的重要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协调相契合的重要性，强调推动民心相通相融，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往来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大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之一。一方面，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才能在充斥着意识形态分歧的国际环境中，推动理解与互信，从理与情上推动正确客观的中国故事、国际舞台、文明互鉴、文明多样性发展。另一方面，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才能让五千年绚烂的中华文明与文化发挥国际影响力，在特殊时期，能否抓住人类文明格局变动的历史机遇，决定中国能否在21世纪充分发挥出全球性大国的历史地位，决定着人类未来命运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我们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思考，是我们胸怀天下、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探索人类命运的重要实践，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新要求新目标，将助力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有利的外部环境，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国际环境。政治领域，要的是公平正义、命运与共，而不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经济领域，要的是健康、稳定、开放的经济全球环境与高质量的中国经济发展，而不是小院高墙、围堵打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的是文明交流互鉴、开放包容，而不是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积极推动教育国际交流，将助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深化中外人文交流与合作，推动文明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于为中华民族谋伟大复兴，服务于为人类进步贡献更大力量。
（作者王栋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长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高丹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雅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21&ZD172]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神州学人》2022年第11期
